這一舉措旨在通過保險機制，引導養殖戶穩定生產，平抑豬肉價格波動。業界普遍認為，隨著近年來自然災害的頻發，更需要加快農業保險和巨災保險發展步伐，其中尤其要突出政策性保險的政策引導作用。農業保險究竟更好地為農民的生產實際保駕護航？

保險是經濟社會風險管理的關鍵一環，雖然我國已是第二大保險新興市場，但是公共性風險防范機制依然不太健全，相應的保險產品服務難以滿足巨大的需求。比如，2018年臺風“溫比亞”來臨時，壽光蔬菜大棚就暴露出參保率過低的情況。

就面臨的自然災害而言，農業風險具有明顯的公共特征，農業保險可降低種養殖業風險成本，增加供給，使得農產品價格降低，其受益者不僅僅是投保的種養殖戶，社會上的消費者也會因此受益。同樣，農業保險的風險遠遠高于一般風險，一旦臺風、洪水等自然災害發生，商業保險公司往往難以支付其巨大的風險成本。

因此，要發揮農業保險風險保障功能，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生產不穩定性，必須把部分重要的農業保險險種作為政策性保險業務來經營。政策性生豬保險正是如此，我國以往物價調控中曾出現明顯的“豬周期”，豬肉價格波動能夠影響CPI，因此生豬穩產保供具有一定的準公共性特征，而提高能繁母豬、育肥豬保險保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增強養殖戶信心。

從政策效果看，政策性農業保險通過財政手段與市場機制的對接，有效分擔了種養殖業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，既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，又放大了風險保額。

其中，“政策性”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保費補貼等進行政策扶持上，既在實際中緩解了農戶的投保資金壓力，也體現出明顯的政府引導行為。自2007年中央財政保費補貼試點啟動以來，已經將水稻、小麥、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以及能繁母豬、奶牛、育肥豬等多個涉及國計民生的品種納入補貼目錄。除此之外，各地根據特色農業產業的種類不同，納入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范圍的農產品品種也在不斷增加。比如，安徽淮北市自2019年起，將花生、芝麻、馬鈴薯等作物納入全市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范圍。

此外，嚴重的自然災害可能造成農業生產的巨大損失，使得我國的農業保險賠付率始終處于高水平，甚至造成部分專業農險公司虧損。只有進行必要而有效的政策引導，才能調動保險公司開辦高風險性農業保險的積極性。2018年8月，財政部、農業農村部、銀保監會印發通知，將水稻、玉米、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制種納入中央財政農業保險補貼目錄，而中央財政對制種保險給予保費補貼，可以有效擴大制種保險覆蓋面，有利于發揮“大數法則”作用，保險公司在擴大規模的同時可以降低風險，從而推動制種保險長期可持續發展。

保險的核心功能是風險分擔，巨災風險是典型的公共性風險，風險發生時覆蓋面廣，理賠數額巨大，決定了必須要由政府、企業、個人、保險公司等多方共擔風險，各類市場主體才有參與的積極性。政策性保險將行政手段與市場化機制結合，既要把保險機制融入到整個經濟社會風險管理中，又要把巨災保險放入公共管理的框架內考量和構建。從我國已經開始試點的深圳、寧波、大理等地來看，政策性引導依然必不可少。